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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算法的破解广播电视黑客：
数字电视起步初期，一些条件接收开发者仍然沿用模拟加密的思路，采用一些比较简单的算法对数字广播信号中的某些参数加密从而达到有条件接收的目的。一个经典的做法是利用改变节目的PID配合可寻址授权来实现CA，主要用在卫星广播上，但很快就被人用逐一试探PID的方法破解了。近年也有国内企业用类似的方法做简单的低成本CA，但由于DVB广播参数上能加密的数据有限，只要配合码流分析仪，一般都可以被破解。这种方法除了用于临时的、低值的服务外，已基本没有前途。
从算法入手是破解CA的最直接方法。由于解密部分是在IC卡内实现的，如果CA厂家选的IC卡功能比较弱，又没有完整卡上操作系统（COS）支持的话，是很难实现高安全度的复杂算法的。随着计算技术和密码学理论的发展，许多原以为非常难破的加密算法纷纷告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密钥长度小于100bit的单一算法都有很大机会被破，就连曾被公认为破解难度极大的128bitRSA算法也被一群高中生用几十台PC联网破解了。要对付算法破解，主要有两种措施，一是加长密钥，根据香农定理，信息的容量与其长度成指数关系，密文的信息量越大，破解的难度就越大广播电视黑客；二是采用多重算法，根据密码学原理，加密系统有四个要素，即：密文＝算法（明文，密钥）。在大部分的加密应用中，明文和密钥是被保护的对象，四个要素中有一半是未知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但在数字广播的实际应用中，明文与密文是可截取的，而一个可靠的加密系统采用的算法应该是可以公开的，所以采用单一算法的CA系统，只有一个未知要素，比较容易被解析或穷举方法破解，但如果采用多重算法的话，情况就完全不是同了，因为：密文＝算法2（算法1（明文，密钥1），密钥2）,所以整个系统中有六个要素，其中三个是未知的，这就大大增强了安全性，使解析法的破解几乎没有可能，如果再配合长密钥和时间因子的话，穷举法也非常难破。但要做到这点，必须选择功能强大的IC卡。许多新一代的智能卡已内置了DES和1024bitRSA等公认的高强度加密算法。以硬件协处理的方式大大加快了IC卡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已成为国际上提高CA安全性的重要手段。
二、基于IC卡的破解
在通常的加密技术应用中，解密机是破译者争夺的关键设备，许多间谍故事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但在CA系统中，作为解密机的IC卡却是破解者唾手可得的。与电信行业不同，数字广播是单向系统。一旦IC卡被破，非法使用者是无法追踪的，所以数字电视黑客们都把IC卡作为重点攻击对象。IC卡的破解主要有两种方法：对功能比较简单的IC卡，有人采用完全复制的方法，特别是那些采用通用程序制造，不经厂家个性化授权（如在半导体厂出厂前预置专用的客户密码识别号等）的IC卡最容易被破解，早期的CA厂家几乎都受过这样的攻击，但随IC卡技术的发展，完全拷贝复制的情况已少见，代之而起的是仿制卡。由于一些CA厂家采用了功能不强的IC卡，在卡内不能完成全部的EMM，ECM解密工作，要借助机顶盒内的CPU做部分解密操作，有的甚至只在IC卡中存密钥，解密都在盒内做，安全性相当差。对这种IC卡，破译者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先找出密钥库，放入自制卡中替代，考虑到运营商会经常更改密钥，黑客们还会提供在线服务，以电子邮件等方法及时发布密钥更改升级。二是找出IC卡的授权操作指令加以修改或屏蔽，让EMM无法对IC卡发生作用，所以很多伪卡就是用过期真卡把有效期延长而成的，而且伪卡往往对所有节目都开放，不能自选节目组合，因为破译者并没有也无需解出卡的全部程序加以控制。对于IC卡的破解主要靠选择性能好的卡来防范。功能强大的IC卡可以在卡内完成所有的CA解密操作，对外是一个完全的黑盒子，配合加密flash存储技术，用电荷记录密钥，即便采用版图判读的IC卡反向工程也无法读到有关信息。由于IC卡破译者需要对卡做各种连读的读写，以图找出规律，新一代的智能卡设置了反黑客功能，能用模糊逻辑区别正常信号与试探信号，一旦发觉被攻击能自动进入自锁，只有原厂才能开锁重新启用，从而大大增强了破译难度。
三、系统的破译：
系统级的破译是CA黑客的最高境界，也是当前危害最大的盗版方式。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从系统前端拿到CA系统的程序进行反汇编，找出加密的全部算法和密钥，这对于那些还在采用windows环境和对称密钥的系统是非常大的威胁。几年前，在欧洲某电视台就有工程师趁系统维护的机会拷贝了CA程序，交给黑客破解的实例。现在黑客们可能会更多地利用网络释放病毒来破译。要防止此类攻击，除了加强前端管理外，最好的方法是将CA前端的加密机做成专用硬件模块或用IC卡直接加密，使黑客即便盗走了前端系统也难以攻击。
第二种是当前兴起的CA共享方式。根据DVBCA的定义，IC卡与机顶盒之间（无论大卡还是小卡都有同样的问题）有一个信息通道，输进卡的是EM、EMM，输出卡的是控制字。目前市场上有许多CA厂家对这个通道并未加留意，直接用来传输数据，有的虽然作了加密处理，但其算法在所有的盒子和卡之间都是相同的，从而形成一个致命的漏洞。黑客们构造了如下的CA共享系统。
盗版者按节目数首先购买几台正版机和IC卡，然后大量制造盗版机，盗版机与正版机软硬件完全相同，只是用一张以太网卡加一个7816的IC卡接口电路代替原有的IC卡模块，称之为CA共享卡。在使用过程中，盗版者先用IC卡转接器代替IC卡插入正版机，再在转接器上插入正版IC卡，仿真器带PC接口可以把正版机在看节目时的机卡之间的通信全部引到CA共享服务器上，通过IP宽带网向盗版用户发布，盗版机上的CA共享卡可模仿IC卡的作用将相应节目的正版机卡对话送到盗版机中。由于安全通道没有个性化加密，所有机卡对话在看相同节目时都是相同的。盗版机只要收到正版IC卡发出的信号（无论是否加密）即可解出控制字正常收看节目了，情况就如同大批盗版机在共享一台正版机的授权一样。故这种盗版机又被称为无卡共享机。这只是一种随着宽带IP网普及而兴起的新型解密方法，由于CA只要求每10秒左右换一次加扰控制字，故宽带网络足以支持解密。由于这种方法用户只要买一台盗版机即可在家上网获得实时授权，隐蔽性强，危害极大。要对付这种盗版方法的关键就是在机卡之间建立起一条每台机顶盒每次开始看节目都不同的安全通道，即采用所谓的“一机一卡，一次一密”。
能详讲一下战争中的媒体战吗?
全世界实力最强的美军又出了新花样——组建媒体战部队。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支特殊部队每天24小时鏖战互联网，与美国军方认定的“负面”舆论作战。这支新军“力争纠正错误信息”，使美军对抗“不准确”新闻、引导利己报道的能力大大增强。
是电脑专家又是新闻“记者”
据美国媒体10日报道，对于新组建媒体战部队一事，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举目的是“更快、更及时地对突发新闻作出反应”。这支美军新部队不但要“征战”在网络，大幅发布利于美国的新闻报道，反击不利宣传，还将邀请知名专家、政客和说客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助阵。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介绍，目前美军已有两支比较著名的网络战部队：一是美国战略“黑客”部队，它具备摧毁敌人网络、进入敌人电脑窃取或假造数据的作战能力，也可以释放病毒瘫痪敌人的指挥系统；二是第67网络战大队，其任务是技术上保证美空军在战时和平时都能够实施网络战、攻击潜在对手。此次组建的媒体战部队主要“战场”是互联网，但它面对的“对手”却不是敌方的网络指挥和控制系统，而是所有的公共网站上“不利于美军和美国利益的宣传报道”。美军官员介绍，除门户网站外，绝大多数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也都有自己的网站，因此，谁控制了网络，谁就会在媒体宣传战中抢得先机。因此，媒体战部队成员不仅计算机水平高，还具有深厚的新闻理论知识，他们既是电脑高手又是“记者”，以此来打造“新闻快速反应部队”。
经费超过当年的原子弹工程
据美国《纽约时报》称，在2007年总额约44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中，就有250亿多美元投入到媒体网络战，这比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还要昂贵得多。另外媒体战观念将影响未来十几年五角大楼的预算。五角大楼文件预计，如果算上给网络加密要50亿美元，新的各类电子器材要花250亿美元以及相应的卫星系统支持，未来10年媒体战部队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建设总共将超过千亿美元。
美军媒体战部队不仅对“不利”报道能够快速反击，而且必要时可以“黑掉”那些“不利”内容，这方面美军同样储备了大量“人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就经常到“黑客”市场“招兵买马”。如在美国拉斯韦加斯最大的计算机展览上，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莫尼曾在演讲中对“黑客”们说：“如果你们考虑过余生要干些什么，请务必不要忘记国防部。”目前，美军广泛开设网络战士培训班，西点军校已经为军队培养了数千名网络战士。
网络战已经打响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透露，不久前，美军高级将领会齐聚华盛顿，共同商讨组建美军网络作战司令部事宜。此举表明，美国已吹响未来网络战的号角，此次组建的媒体战部队是“控制”公共网络宣传的一个重要步骤。另外，据英国专家介绍，目前伊拉克反美武装和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的“猖獗反美行动”也成为美军加速组建媒体战部队的外在动因。美国防务专家赫尔布特认为，在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就已经签署了“国家安全第16号总统令”，要求美国国防部牵头，组织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政府部门制定全面的网络战战略。而科索沃与伊拉克战争的实践证明，网络也已经成为舆论战与心理战的重要平台，布什总统不久前曾经提到，当今美国的敌人也同样非常懂得利用互联网宣传，因此，专挑“错”(对美而言)的媒体战部队将成为美国的“喉舌”。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评价一部电视剧作品的好坏，收视率是重要指标之一。有从业人士披露，9成以上电视剧存在买收视率情况，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1
“90%以上的电视剧都存在买收视率的情况，收视率造假是困扰影视行业的一颗大毒瘤。”这样的观点，李学政已经在各种公开场合说了四五年。让他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颗毒瘤依然没有被剜掉。
作为金盾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政深知“收视率”对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意味着什么。2017年，他和团队成员也曾纠结是否要买收视率，但最终放弃了，将3000万元用于宣传推广。令人欣喜的是，收视率表现强势，这也是李学政对收视率造假的一次宣战。
2021年12月初，在金盾影视中心，和《法治日报》记者谈起收视率造假问题，李学政皱着眉头陷入良久的沉默。此前，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抵制假收视率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我们有信心抵制住这股恶流”；如今，他感觉自己在和沉疴做困兽之斗，可若不斗，则可能看着这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
资本推动收视率造假
污染样本户篡改数据
在影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似乎是一个秘而不宣的“潜规则”。2016年，《美人私房菜》被爆因为未购买收视率而惨遭撤档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召集会员单位开会，数十名制作方代表群情激奋之余，都表示购买过收视率。
收视率的基本含义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假定A市场共有100名观众，如果其中10人观看了某一部剧，则A市场该剧的收视率就是10%。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刘燕南曾撰文称：收视率是调查得来的，收视率调查得到的不是一个指标，而是一个指标系列，收视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
她在文章中介绍了收视率产生的过程。首先，根据市场大小（全国、省级或市级市场）和观众特征确定抽样框，并按照随机抽样原则从中抽出一定数量的样本户，组成收视率调查的固定样本组，比如300户、500户或更多，旨在通过样本来推及总体。然后，请样本户家中的每一位成员在收看电视时，以按键方式或者以笔记方式将自己的收视行为，通过人员测量仪或日记卡记录下来。最后，调查公司将回收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得出以人为单位（非以户为单位）的收视率。
据李学政介绍，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从逻辑上看，此事并不难理解：电视台用高收视率获得了更多、费用更高的广告，制作方能够更快地拿到电视台的回款（一般电视台只会提前打部分款项给制作方），广告主则可以拿着高收视率交差。
导演郭靖宇曾于2018年9月在微博公开称自己执导的影视剧《娘道》因不愿意花钱买收视率被电视台长期搁置，而这笔费用高达7200万元。消息一出，收视率的公信力广受质疑。
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善。李学政参与投资的一部电视剧今年4月在卫视播出，据他透露，这部剧一共卖了1个多亿，却花了9000万元买收视率。“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
在李学政看来，与购买收视率的花销相比，更让人担心的是专业造假机构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
“有几家数据公司后来转型做制作了，这些公司的节目制作水平有限，但其出品的节目无论在哪个平台播出，不管质量好坏与否，收视率都不低。”李学政透露，这些公司与有实力的制作公司深度合作，前者负责幕后操纵数据，后者负责制作，挣了不少钱。
参与过不少网剧创作的编剧郭明（化名）曾对收视率做过详细研究。他发现，从前隐藏在黑暗中、专门操作购买收视和污染样本户的第三方机构近年来更加明目张胆。
“这些第三方机构变身成所谓的‘宣传公司’，宣称只要把宣传部分外包给他们，就能帮你铺到全国各地，收视效果会到达多少，且一周内就会有效果。但真正的宣传团队是不敢打收视保票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宣传能带来多大的收视效果。”郭明说。
与收视率造假主体增加相对应的是近年来造假方式并没有多大变化——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
李学政举例说，某收视调研机构拥有数万个样本户，分散在全国各个省份，每个地区分配的样本户数量只有几百个，他们通过给这些样本户家庭的电视机上加装类似机顶盒的收视测量仪，回收数据后进行统计分析。因为样本户数量有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造假人员提供了“便利”。
“比如，北京地区的收视样本户有500个，某电视剧希望提升在该地区的收视排名，只要找出其中10个样本户，进行操控，该剧的收视率就能提高至少0.5个百分点。”李学政说。
具体怎么“操控”？他告诉记者，造假人员通过分析该收视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分析出样本户比较集中的区域，并对这一区域进行重点宣传，通过购买社区媒体，如信箱、电梯、广告位等方式，影响居民的收视习惯，从而提高收视率。还有些造假人员在获得样本户信息后登门拜访，不停地游说，有的直接给钱，有的则送大米、花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
“样本户成了香饽饽，是大家争抢的对象。样本户每年的收入不少，有的剧整个成本的20%左右到了样本户家。”李学政指出。
与收买样本户相比，收视率造假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方式——篡改数据。
郭明透露，有的造假公司不惜重金通过黑客等手段，干扰从样本户家里上传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就像电影偷票房一样，“偷”走收视率。“比如，某样本户收看的电视台是A卫视，但从其测量仪输出的数据却变成了B卫视的。这种方式收费也会更贵，如果电视剧收视排名想进前3，价格就可能高达50万元一集。”
收视率成为利益刚需
买收视率是行业痛点
事实上，收视率造假由来已久，虽屡遭揭露，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广告主、电视台和制作方都选择在高收视率的假象中麻痹生存？
曾经就职于广州市某广告公司的曾剑（化名）告诉记者，除了那些已成现象级的影视剧外，他们评估投放价值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收视率。广告商在和电视台签订合同前，会根据该台多个时段的收视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如果收视率未达到其预期，就会将电视台直接“踢出局”。有的广告商还会在广告合同中，标明需要达到的收视率数值，收视率为1和收视率为2，广告商支付的费用完全不同。
“目前在国内，电视台每年收入的大部分还是依靠广告收益，而广告商又拿收视率说事。对电视台来说，只有将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才会随之增加。此外，收视率是电视台宣传能力的直接反映，社会也通过收视率对电视台进行评价。这样层层加码，电视台必然要追求高收视率。”郭明说。
而电视台要想获得高收视率，又与其播出的作品息息相关。由此一来，压力便被传导至制作公司。
郭明透露，一些电视台在和制作公司签订电视剧购买合同时，会签订一份“对赌协议”。所谓“对赌”，就是片方在卖剧时，必须向电视台作出收视担保——该剧在播出时必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片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片款。否则，根据协议比例扣钱。
“比如，某40集电视剧单集价格200万元，在协议中向电视台承诺平均收视率过1，收视率每低0.1扣除单集购片费20万元。实际播出时，该剧的平均收视率仅为0.9。按照条款，要被相应扣除每集20万元，最后800万元片款就没了。”郭明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双方设定一个比较低的收视底线，如果达不到，制作公司就将血本无归，拿不到一分钱。
实际上，早在201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全国省级电视台签署《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唯收视率自律公约》”，强调“自本公约发布之日起，在电视剧购销合同中不签订以收视率和以收视率排名定价、议价的条款。”
但上述公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曾提出，各电视台签署了禁止对赌公约后，播出机构迫于收视率对于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阳奉阴违。
李学政也告诉记者，以前发行方和卫视会签订两版合同，一份是公开的合同，没有对收视率的要求；另外一份合同则有具体要求。如今更多采取默认双方的形式，如果达不到收视率数值要求，播出方就可能拖延付款回账时间，有的甚至还要扣钱。
“收视率数值是无法保证的，这就倒逼制作公司去买收视率，否则就不能及时结账。一些电视台提前打的部分款项就是用于买收视率的。比如单集给了80万元，就是让你拿这80万元去买收视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编剧汪海林说，一些一线电视台多的要花70万元至100万元一集买收视率，低的也要花30万元至50万元一集，这样一来基本上把一部电视剧的利润都掠夺走了。
在汪海林看来，这种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他们研究市场后发现，虽不会拍戏但可以直接买收视率，很快便通过这种方式把拥有资源、富有经验的老牌公司打败了，市场被这些不会拍戏的公司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认清形势”后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便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剧好不好，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推动数据资产国有化
改变“唯收视率”现状
为了整治收视率造假的顽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2019年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2019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上线，采用海量数据采集模式，具有“全网络、全样本、大数据、云计算”的特点，更适用于当前电视节目观看方式多渠道、多样化的新趋势。
2020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强调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统筹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对数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
在汪海林看来，这是整治收视率造假乱象的积极信号。他认为，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必须将数据资产国有化。“目前，电影票房数据终端掌握在国家电影资金办，即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我国电影票房是较为客观透明的。电视收视率数据交给含有外资的数据公司，多年来数据被污染，缺乏真实性，如今广电总局推出大数据系统，也是努力将数据统计权收回国有。而互联网数据被民营商业机构掌握，这些机构制造、利用虚假数据进行商业炒作，破坏市场经济，因此亟须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实现国有化。”
据李学政介绍，除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大数据系统外，目前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人民收视榜”，“两个平台都是采用大数据，不能人为篡改数据，做不了假，建议卫视采用”。
多年从事文娱产业研究的北京律师李亨则指出了目前收视率法律法规方面的缺失。他建议，立法机构要更加严谨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收视率，什么是真实收视率的统计方式。
“如果要打击收视率造假，首先是法律法规需要明确，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的收视率。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实际上是没有对‘收视率’明确定义的，国家标准中也仅有GB/T 30350-2013《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提到了‘收视率’的概念，但这部标准针对的仅仅是电视（广播权），不适用于目前流行得多、使用广泛得多的移动互联网设备（信息网络传播权）。”李亨说。
李亨呼吁，政府部门应当引导社会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早已强调‘重视市场机制、市场需求，但不搞唯票房、唯发行量、唯收视率、唯流量’，但至今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对于‘优秀作品’的征召、评奖，收视率仍然近乎是各种评价因素中唯一可量化的。”
李学政最终还是把希望放在作品上：“只要你将来准备做影视，就一定会被收视率的问题困扰。没有收视率肯定没有生命力，但是要想创造好的收视率，就只能下功夫做品质，有了好的作品，资本是追着你来的。”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2
评价一部电视剧作品的好坏，收视率是重要指标之一。
然而，法制日报报道称，有从业人士披露，9成以上电视剧存在买收视率情况，其曾参与的一部4月在卫视上星播出的.剧集，一共卖出1个多亿，却花了9000万买收视率。换言之，挣的钱全花在买收视上了，显然，这一顽疾已经是行业大毒瘤。
所谓收视率，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
那么在收视率上造假有何好处呢？专业人士拆解为便于电视台招揽广告主、制作方回款以及广告主交差三方面。正因此，也催生出专业的收视率造假机构甚至产业等，手法包括污染样本户、篡改数据等，其中篡改数据往往依赖黑客干扰服务器等。
显然，买收视率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是对观众的不负责。
法律专家认为，打击遏制相关乱象，需要首先从法律层面明确和规范，然后是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并改变评价机制，再次就是将收视率和有监管的大数据平台融合起来等。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3
9月15日，导演郭靖宇实名举报电视剧《娘道》遭遇操纵收视率黑幕，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王长田、陆川、陈思诚等业内人士声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也于昨天下午称已展开调查。
9月16日下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针对收视率问题的舆情和反映，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同志9月16日表示，已采取相关措施，并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一经查实违法违规问题，必将严肃处理。”
80集的戏要花7200万买收视率
9月15日下午，著名导演郭靖宇通过个人微博发表了其在湖北大学演讲的全文《起来，与操纵收视率的黑势力决一死战》，实名举报其正在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娘道》，被逼购买收视率造假——某卫视要求其购买收视率，否则不予播出，以及他拒绝之后遭到利益集团报复的黑幕。
郭靖宇透露，《娘道》2017年完成后期制作却迟迟得不到排播通知，他与购买此片的某卫视总监当面沟通得知，这位新官上任定了新规矩，“只要你不花钱买收视率，人家绝不会播出，而且买收视率找谁，都给你指好了路。”同时，该卫视购片主任“命令”郭靖宇当天下午就去见他们指定的人，谈好收视率价格，“根据我的表现，决定是否播出。”随后，郭靖宇具体描述了与这位能操纵收视率大神的会面，“大神很热情，表示已经等了我好几个月。他笑我愚钝，告诉我要是早找他，剧早就播出了。他给我开价90万元一集，还不保第一第二名。”郭靖宇算账，这相当于80集的戏要拿7200万买收视率，而某卫视购买此片的价格是130万一集，“我们花这么大力气把戏拍好，却要上交百分之七十给他们当保护费，才能播出”。
郭靖宇最终拒绝了该卫视购买收视率的要求。
两天前得知已涨至百万一集
目前《娘道》北京卫视收视已经破1，位列省级卫视第一。郭靖宇说之所以还最终仍然坚持“实名举报”，是因为三天前得知用心创作的《天盛长歌》因收视率“不合格”被卫视剪掉14集；两天前，他又得知“做收视率一集已经收费100万了，而且不讨价还价，因为风险高了。他们用两个理由吓唬制片人就范，第一个是《天盛长歌》发声明不买收视率结果被剪直接损失一个亿；第二个理由就是郭靖宇坏了规矩，收视率虽然凑合，但口碑砸了，你看看网上被骂的，这就是不合作的结果。”郭靖宇遂决定“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郭靖宇说：“我今天说的话，主管部门、纪检部门、公安机关都可以来找我取证”。他还呼吁全体同行站在一起，“彻底清除假收视率的毒瘤”。
事实上，这并非郭靖宇和操纵收视率的黑势力第一次正面交锋。2015年，其作品《大秧歌》开播之前也遭遇“收视率敲诈”。对方表示，“如果不买收视率，戏再好绝对进不了前十名！”此次面对敲诈，郭靖宇明确表示：君子不与贼人为伍！他在演讲中说：“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各电视台签署禁止对赌公约后，某些卫视不收敛，逼迫制作机构继续花钱购买假收视率，而制作机构每部剧要增加几千万成本——这种成本都只能做假。一旦做成功了，收视率上去了，再向电视台要高价。这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使得大多数电视台不堪重负，更让许许多多制作公司血本无归。可以说，如今的影视界已形成大面积、全方位坍塌的恶劣局面。”
王长田陈思诚都有类似遭遇
郭靖宇此次的宣战行动，引发了行业强震。众多从业者自发声援，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导演陆川、陈思诚等先后“站出来”讲述了类似的个人经历——
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说，“2015年初，因为不愿意参与收视率造假，光线愤而退出电视节目市场。当时多档节目在央视等播出、二三百人赖以生存，停播所有节目之痛苦记忆犹新。停播之前乱象已存在多年、多次呼吁无人理睬；停播至今又已三年零九个月，其间业界呼吁呐喊不绝于耳，恶况却愈演愈烈无人幸免。据测算，利益集团非法收入每年有几十亿之巨。”
导演陆川透露，“曾经亲耳听到某导演朋友在电话里无奈地要求他的制片将每集40万元购买收视率的费用打到北方某市电视台购片主任指定的公司。他跟我说如果不按照电视台指定公司买收视率，他将收不到电视台尾款”。
导演兼演员陈思诚发微博称，“《远大前程》播出前遭遇同样问题，合作公司良言相劝说这是业内潜规则，属于‘常规动作’，不买‘裸播’便没有收视率！更会成为竞争公司甚至‘友台’攻击的‘口实’！我义愤填膺下想发微博示众，怎奈家妻在旁苦口婆心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下恶气后我放言，如电视剧圈继续‘黑暗’下去我便永不再踏足！今闻郭导捅破这层‘窗户纸’，拍手称快。同样小导演一名，无论未来做不做电视剧都要鼎力支持！”
除此之外，演员徐峥、萨日娜、黄志忠、王景春、谷智鑫、刘智扬、于毅、赵文卓，编剧周梅森、温豪杰、宋方金、王丽萍、王力扶、郝岩、陈彤，制片人俞胜利，学者尹鸿，导演贾樟柯等也纷纷转发声援。
央视、湖南卫视表态支持
鉴于外界对被举报的涉事播出平台猜测纷纷，郭靖宇昨日更新微博时作了补充说明，“昨天忘了说，刚刚在中央电视台播了《最美的青春》，亲身体会央视不要求买收视率；《娘道》播出，北京卫视也不要求买收视率，正能量的平台还是主流。”
与此同时，他透露，“广电总局领导第一时间表示坚决支持，让我感动……今天一早央视有关负责人来电表示：支持清除不法行为，恢复行业良好生态。在假收视率这个问题上，央视索福瑞也是受害者，他们被五花八门的手段干扰，深恶痛绝。”
昨天下午，湖南卫视通过官微表示，“坚决支持广电总局打击收视数据造假！恢复行业良好生态！呼吁绿色收视！”
怎么破解直播APP防止录屏？
直播软件不让录屏是无法破解的。 广播电视词典对直播界定为广播电视节目的后期合成、播出同时进行的播出方式。
广播电视词典对直播界定为“广播电视节目的后期(haobc)合成、播出同时进行的播出方式”。按播出场合可分为现场直播和播音室或演播室直播等形式。
电视现场直播为在现场随着事件的发生、发展进程同时制作和播出电视节目的播出方式，是充分体现广播电视媒介传播优势的播出方式。直播在国外就是LIVE。
自2000年后，随着网络时代到来，电视直播逐渐被网络直播取代，成为“直播”的代名词。
2021年4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
网络媒体自身还没准确抽象概括出网络直播的界定，为方便起见，不妨参照传播学及电视现场直播的概念给网络直播下个简单的定义：在现场随着事件的发生、发展进程同步制作和发布信息，具有双向流通过程的信息网络发布方式。
其形式也可分为现场直播、演播室访谈式直播、文字图片直播、视音频直播或由电视（第三方）提供信源的直播；而且具备海量存储，查寻便捷的功能。
什么是黑客？
黑客的身影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最早的黑客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几个青少年，他们用破坏新注册的电话系统的行为挑战权威。下面就让广播电视黑客我们来看一看最近35年来黑客们的忙碌身影。
本世纪60年代初
装备有巨型计算机的大学校园，比如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始成为黑客们施展拳脚的舞台。最开始，黑客(hacker)这个词只是指那些可以随心所欲编写计算机程序实现自己意图的计算机高手，没有任何贬义。
70年代初
John Draper发现通过在孩子们用的一种饼干盒里发出哨声，可以制造出精确的音频输入话筒让电话系统开启线路，从而可以借此进行免费的长途通话。Draper后来赢得了"嘎扎上尉"的绰号。整个70年代，Draper因盗用电话线路而多次被捕。
雅皮士社会运动发起了YIPL/TAP杂志（青年国际阵营联盟/技术协助计划）来帮助电话黑客（称为"phreaks"，即电话线路盗用者）进行免费的长途通话。
加利福尼亚Homebrew电脑俱乐部的两名成员开始制做"蓝盒子"，并用这种装置侵入电话系统。这两名成员一个绰号"伯克利蓝"（即Steve Jobs），另一个绰号"橡树皮"（即Steve Wozniak），他们后来创建了苹果电脑。
80年代初
作家William Gibson在一部名叫巫师（Neuromancer）的科幻小说中创造了"电脑空间"一词。
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逮捕犯罪的黑客。在最初的几起黑客罪案中，名为Milwaukee-based 414s的黑客小组（用当地的分区代码取名）颇引人注目，其成员被指控参与了60起计算机侵入案，被侵对象包括纪念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甚至洛斯阿莫斯国家实验室。
新颁布的综合犯罪控制法案，赋予联邦经济情报局以法律权限打击信用卡和电脑欺诈犯罪。
两个黑客团体相继成立，他们是美国的"末日军团"和德国的"混沌电脑俱乐部"。"黑客季刊"创刊，用于电话黑客和电脑黑客交流秘密信息。
80年代末
新颁布电脑欺骗和滥用法案，赋予联邦政府更多的权利。美国国防部为此成立了计算机紧急应对小组，设在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它的任务是调查日益增长的计算机网络犯罪。
25岁，经验丰富的黑客Kevin Mitnick秘密监控负责MCI和数字设备安全的政府官员的往来电子邮件。Kevin Mitnick因破坏计算机和盗取软件被判入狱一年。
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成为一桩7000万美元的电脑抢劫案的受害者。
一个绰号"Fry Guy"的印第安那州的黑客因侵入麦当劳系统，被警方强行搜捕。在亚特兰大，警方同样搜捕了"末日军团"的三名黑客成员，其绰号分别为"Prophet"，"Leftist"和"Urvile"。
90年代早期
由于ATT的长途服务系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崩溃，美国开始实施全面打击黑客的行动。联邦政府逮捕了圣路易斯的"Knight Lightning"。在纽约抓获了"欺骗大师"的三剑客"Phiber Optik"，"Acid Phreak"和"Scorpion"。独立黑客"Eric Bloodaxe"则在德克萨斯被捕。
由联邦经济情报局和亚里桑那打击有组织犯罪单位的成员成立了一个取名Operation Sundevil的特殊小组在包括迈阿密在内的12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大搜捕，这个持续17周的亚里桑那大调查，最后以捕获黑客Kevin Lee Poulsen，绰号"黑色但丁"宣告终结。"黑色但丁"被指控偷取了军事文件。
黑客成功侵入格里菲思空军基地，然后又袭击了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NASA）以及韩国原子研究所的计算机。伦敦警察厅抓获一个化名"数据流"的16岁英格兰少年，该少年被捕时像一个婴儿一样蜷曲着身体。 德州AM的一名教授不断收到一个从校园外登录到其计算机的黑客发出的死亡威胁，该教授被迫用其互联网址发送了2万多封种族主义内容的电子邮件。
Kevin Mitnick再次被抓获，这一次是在纽约的Raleigh，他被圣迭哥超级计算中心的Tsutomu Shimomura追踪并截获。公众媒体大量报道此事。
90年代末
美国联邦网站大量被黑，包括美国司法部，美国空军，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等。
美国审计总局的报告表明仅仅1995年美国国防部就遭到黑客侵袭达25万次之多。
一个加拿大的黑客组织"男孩时代"，因对其成员受错误指控非常愤怒，而侵入了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网站并留下一条信息称"媒体是骗子"。该组织的黑客被媒体指控对加拿大的某个家庭进行电子追踪，但稍后的调查表明该家庭15岁的儿子才是进行电子追踪的真正元凶。
黑客们成功穿透了微软的NT操作系统的安全屏障，并大肆描述其缺陷。
流行的电子搜索引擎Yahoo!被黑客袭击，黑客声称如果Kevin Mitnick不被释放，一个"逻辑炸弹"将于1997年圣诞节，在所有Yahoo!用户的电脑中爆发。而Yahoo!的发言人Diane Hunt则声称Yahoo!没有病毒。
1998年
反黑客的广告开始在电视频道Super Bowl XXXII上播出，这是互联网协会的一则30秒的广告，花费130万美元。广告的内容是两个俄罗斯导弹发射基地的工作人员担心黑客通过计算机发出发射导弹的指令，他们认为黑客可能以任何方式决定这个世界的毁灭。 一月，联邦劳动统计局连续几天被成千上万条虚假请求信息所淹没，这种黑客攻击方式名为"spamming"。
黑客们侵入美国儿童基金会网站，并威胁如不释放Kevin Mitnick将会有大屠杀。
黑客声称已经侵入五角大楼局域网，并窃取了一个军事卫星系统软件。黑客们威胁将把软件卖给恐怖分子。
美国司法部宣布国家基础设施保护中心的使命是保护国家通讯，科技和交通系统免遭黑客侵犯。
黑客组织L0pht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警告说，它可以在30分钟内关闭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进出互联网的通道。该组织敦促更强有力的网络安全检查。
黑客历史面面观
20世纪70年代早期
最初，"黑客"（HACKER）是一个褒义词，指的是那些尽力挖掘计算机程序的最大潜力的电脑精英。
1983年
美国联邦调查局首次逮捕6名少年黑客（因其所住地区电话区号为-414-，又被称作"414"黑客）。6名少年侵入60多台电脑，其中包括斯洛恩-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和诺斯阿拉莫国家实验室。
1984年
艾里克-克力在美国在美国创办黑客杂志《2600：黑客季刊》，成为黑客交换信息的重要场所。
1985年
地下记者"塔兰王"和"闪电骑士"创办电子杂志《弗里克》-Phrack，专门介绍攻击计算机的知识。
1987年
17岁的高中学生赫尔伯特-齐恩（又称"影子鹰"）承认侵入美国电话电报局新泽西州电脑网络。齐恩是美国被判有罪的第一位黑客。
1988年
美国康奈尔大学学生罗伯特-莫里斯（22岁）向互连网上传了一只"蠕虫"。这个程序为攻击UNIX系统而设计，侵入其他电脑并自广播电视黑客我繁衍，占用大量系统资源，使当时近1/10互连网陷入瘫痪。
1989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管理员克利弗-斯托尔发现了5名西德电脑间谍入侵美国政府和大学网络。5名西德人最终因间谍罪被逮捕起诉。
1990年
美国一个黑客组织--"末日军团"中四名成员因盗窃南方贝尔公司911紧急电话网络的技术秘密而被逮捕。同年，美国联邦特工处发动"阳光罪恶行动"对黑客进行严打。
1994年
美国宇宙航天局的电脑网络受到两名黑客的攻击。
1995年
俄罗斯黑客列文（30岁）在英国被捕。他被控用笔记本电脑从纽约花期银行非法转移至少371万美圆到世界各地由他和他的同伙控制的帐户。
1996年
一位代号Johnny的黑客向全球大约40位政治家、企业领导人和其他个人发送邮件炸弹，一个周末便制造了高达2万条邮件垃圾。--当然在现在这不算什么啦！！！
1998年
美国国防部宣布黑客向五角大楼网站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系统性的攻击行动"，打入了许多政府非保密性的敏感电脑网络，查询并修改了工资报表和人员数据。
1999年5月-6月
美国参议院、白宫和美国陆军网络以及数十个政府网站都被黑客攻陷。黑客在美国新闻署网站留下的信息最引人注目"水晶，我爱你。"署名为：Zyklon。
1999年11月
挪威黑客组织"反编译工程大师"破解了DVD版权保护的解码密钥并公布在互连网上，引起震惊！
2000年2月
在三天的时间里，黑客组织使全球顶级互连网站--雅虎、亚马逊、电子港湾、CNN等陷入瘫痪。黑客使用了一种叫作"拒绝服务式"攻击手段，即用大量无用信息阻塞网站的服务器，使其不能提供正常服务。
2000年6月
黑客对YAHOO进行了攻击，盗走了用户的密码并查看了一些用户的资料。这次黑客进攻的方法是：把一个木马程序用邮件的形式传给YAHOO的一名职员，而这个职员不小心运行了程序，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
国家级黑客行为 有对应的国际法吗
目前世界各国广播电视黑客的网络立法仍然停留在制定各个单行条例的层面上，条理和层次较为混乱。例如我国的网络立法就存在以下十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
《关于加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管理的通告》
《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
《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管理办法》
《中国金桥信息网公众多媒体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道管理办法》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
《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
《商用密码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关于对与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检测和销售许可证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分类原则》
《公安部关于防病毒卡等产品属于计算机安全专用产品的批复》
《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利用计算机技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
《北京市计算机信息系统病毒预防和控制管理办法》
……
这么多的单行条例和规章，法律专业人士看广播电视黑客了都头痛，IT界的大忙人们更是无法尽览。
三、 国际法律合作是根治黑客行为的关键
互联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国际化。在网路上，千里之外的信息可以瞬间获得，当然，千里之外的某一黑客行为也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巨大的破坏。黑客犯罪是一种国际化的犯罪，它危害到了整个世界的网络安全。因此世界各国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广泛的合作和研讨，象打击国际恐怖活动一样打击黑客犯罪。
1、 发达国家应该在技术上负起责任，共享核心技术
互联网领域是典型的高科技领域，某些核心技术至今只掌握在某些发达国家手里，而这些核心技术是打击黑客犯罪� 手锏。只有发达国家将这些核心技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共享，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国际社会的防黑反黑水平，为打击黑客犯罪奠定基础。
2、 发展中国家应当提高反黑意识，负起社会责任
黑客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在发达国家由于网络的普及率非常高，作用非常大，所以黑客犯罪的影响也很大广播电视黑客；而在一些落后国家，网络还没有得到普及，黑客行为对其影响微弱，政府的反黑、防黑意识也相应地较为缺乏，从而为黑客提供了“避风港”。
这种法律上的空白地带对于国际反黑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加强国际合作首先要提高某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反黑意识，使这些国家自觉自愿地负起国际责任。
3、 制定国际反黑公约
对于国际性的犯罪，国际社会往往制定相应的国际公约予以制裁。例如，对于贩毒、劫机、国际恐怖活动等等，都已经有了专门的国际公约。现在，国际社会急需制订反黑公约，以使各国国内法律相互接轨，形成一个严密的国际法律合作体系。同时，该公约的制定也会给反黑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一个普遍接受的规则，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磨擦。
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从本质上讲，黑客是Internet世界中的盗贼与恐怖主义分子。“树欲静而风不止”，要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如何对付黑客，捍卫网络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众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法制、技术与加强安全意识三方面着手。
美国早在1986年便制定了成文法律，打击电脑网络犯罪。欧盟执委会在今年2月宣布，将起草一份计划以对抗网络犯罪。日本政府在2月20日紧急实施“禁止不正当存取法”，加强对黑客的处罚。德国有关人士呼吁政府修订现有的网络安全法律，以更严厉的措施严惩电脑黑客。
我国在1994年发布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广播电视黑客；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增加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是我国司法机关打击计算机罪犯的重要法律武器。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不懈努力，黑客行为是能够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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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22-10-19 00:41:47 回复
发布于 2022-10-18 20:48:38 回复